中国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世界無真情

“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7月召开于北平，正值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大会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的终结，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确立了以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以《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
《重放的鲜花》：这是一部多人作品合集。1956 年至 1957 年上半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勃勃生机，出现了一批眼光敏锐、关注社会问题的青年作家和诗人，产生了一些张扬个性的诗歌和一批揭露社会弊端的小说。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的《红豆》等。不久，“反右”斗争扩大化，这些青年作家遭到严厉的批判，他们的作品 被彻底否定，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从这些被封杀多 年的作品中选取了流沙河、刘宾雁、耿简、邓友梅等十七位作者的曾在社会上有过较大影响 的篇章，编为《重放的鲜花》出版。
“山药蛋派”：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流派。形成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浓厚的农村生活基础。
“两结合”的写作方式：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三突出原则”指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第四种剧本”  在1956至1957年间，戏剧界涌起的一股不大不小的“干预生活”的潮流。主要有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等。它们突破了工人剧本、农名剧本、部队剧本充斥剧坛的状况，被称为“第四种剧本”。
“楼梯式”：是贺敬之在学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样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语言特点和语言规律，融进中国民歌和古诗词的优点，创造的一种诗歌样式。这种形式，诗行的内部按照汉语的规律和特点，像楼梯一样排列，高低交错，字句排列基本对称，句式大体整齐，音顿大致相近，押韵大致相同，有严格工整的对偶和排比，节奏明快，抑扬有致，有利于表现重大主题、抒发充沛激情、增强诗的表现力和鼓动性。  
“干预生活”的小说：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1962年文艺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文艺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景象。许多作家敢于正视现实，独立思考，创作的题材领域得到拓展，出现了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包括第一类批判官僚主义；第二类爱情婚姻题材：第三类历史题材小说。
“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文学思潮。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的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伤痕》。代表作家有卢新华《伤痕》、刘心武《班主任》、从维熙《大桥下的红玉兰》、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反思文学”是对文革、十七年以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 代表作家有古华《芙蓉镇》、鲁彦周《天云山传奇》、谌容《人到中年》、高晓声《陈焕生上城》等。“改革文学”1980年后，作家们面对变革的现实，开始及时表现“四化”建设中的斗争、挫折、困难和希望。“它以深刻反映新时期社会主义的工农业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揭示改革中的矛盾和斗争，歌颂改革者为主要内容。      
改革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记录农村的改革进程、展现农村变化的小说，例如路遥《平凡的世界》、《鸡窝洼人家》等；一类塑造改革开放中的“生产英雄”形象的小说，例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柯云路《新星》、张洁《沉重的翅膀》等。
“寻根文学”：1980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发表了《文学的“根”》：“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代表作家有阿城、张承志、韩少功等。
先锋小说: 20世纪70、80年代之交，大量的外国现代主义的作品进入中国。中国作家开始学习其中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主张对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手法实行“剥离”，以现代派的表现方法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文学表现力。     先锋小说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核心观念是表现自我，反抗对自我的压抑。代表作品是《你别无选择》（刘索拉）、《无主题变奏》（徐星）、《黄泥街》（残雪）等。后期的核心观念是虚无，包括自我的虚无、世界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的虚无。代表作品是《褐色鸟群》（格非）、《活着》（余华）、《冈底斯的诱惑》（马原）等。
“女性文学”：诞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
“新历史小说” ：“80年代中期以来作家以自己的历史观念和话语方式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叙事的重新陈说或再度书写。其目的在于改写、解构或颠覆被既往的话语赋予了特定价值和意义的历史叙事。”
“贵州诗人群”主要是以黄翔为代表，包括哑默（伍立宪）、路茫（李家华）等。代表作有《野兽》、《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等。
“白洋淀诗人群”是“文革”期间最有代表性的“地下诗歌群”。这是一个以河北白洋淀为聚集地、以北京知青为主体的相对独立的知青诗歌群。主要包括在白洋淀插队的知青，如根子（岳重）、芒克（姜世伟）、多多（粟世征）、林莽、方含等，也包括留在城里的另一些知识青年
“官场反腐小说”：指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共产党员在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困扰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党性原则，讴歌先进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批判存在于共产党内以及社会中的各种不良风气的小说。代表作是：《抉择》（张平）、《国家干部》（张平）、《大雪无痕》（陆天明）、《中国制造》（周梅森）等。
“叛逆小说”：随着一体化体制的瓦解和个人声音的出现，开始出现象一批体制外的写作者，这一些写作者生活在文学体制之外，对于权威、专制和权利表现出嘲讽和否定的态度，故称之为叛逆小说。这些写作者中以王朔和王小波为代表，代表作品有《看上去很美》、《黄金年代》等。
“新生代小说”：指的是出生于1960年代，在1990年代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作家创作的小说。代表作家：毕飞宇、朱文、韩东、鲁羊、徐坤、刁斗、李冯、邱华栋等作家。
“朦胧诗”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
“新民歌”运动是指 50 年代未 60 年代初，以“大跃进”为背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兴起的一场诗歌运动。毛泽东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 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接着，周扬作了 《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报告，“新民歌”创作由此推展开来。这是与五四新诗传 统对立的诗歌发展的新道路，它真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精神风貌，赛诗成为当 时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新民歌的问题实质是政 治对于诗歌的要求，背离生活、“浪漫”浮夸、粉饰生活的作品较多。代表诗人及作品有郭 小川“新辞赋体”的《青纱帐——甘蔗林》和“新散曲体”的《祝酒歌》，贺敬之借用信天 游形式创作的《桂林山水歌》。
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诗体，这一概念的出现大约在50年代末期或60年代初，但作为一种有独立形态的诗的体式，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邵燕祥的《我爱我们的 土地》，郭小川《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是最初的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在诗体形态上，政治抒情诗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一般都是长诗，通过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讲究节奏分明、音韵铿锵，具有强烈的鼓动性。

“三家村札记”：1961 年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邀请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写，笔名称吴南星。该专栏发表 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 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 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当作了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1966年在江青等人策动下，姚文元写出《评“三家村”》，批判“三家村札记”，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三位作者也都遭到批判，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
新编历史剧：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编写的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剧作，包括采用民间传 说和神话寓言编写的历史故事剧。新编历史剧要求作者具有科学的历史观，尽可能做到历史 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起到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给人以文学知识和美的享受。新中国成立后，影响较大的新编历史剧有扬剧《百岁挂帅》、京剧《海瑞罢官》、越剧《红楼梦》等。

安庆宜城路立聪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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