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鸟儿的天空

我是研究文学史的，自然要阅读，处理各方面的庞杂材料。也编过供教学用的当代文学史料选，编过“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史料”的当代卷，但没有专门做过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对这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说不出什么来。这里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在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上，史料整理和研究还做得不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今年年初，在一篇谈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关系的文章中，我引了张旭东的一个说法：俄国文学第一次提出“如何走向世界文学”的问题。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中做世界的同时代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历史时间差及其克服的问题。俄国文学这个问题的提出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文学来说，这个问题贯穿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并延续到今天。渴望创造“当代”的时间，在我们这里，既是一种文化心理，也是实在发生的文学现象。

——严家炎主编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刘为民著
在与世界文学关系的史料整理和研究上，“现代文学”在这方面有深入开展，包括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流派、文类、具体作家作品等。十多年前，严家炎先生曾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共11卷，分别讨论宗教（佛学、基督教文化、穆斯林文化）、世界末思潮、科学、现代都市文化、浪漫主义、抒情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可以看出都是从思潮的方面来检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化的关联。不过它们大多是处理20世纪前半期，当代文学部分涉及尚不充分。


——《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第一卷上） 外国诗歌与戏剧研究，申丹、王邦维总主编。
如果站在当代文学研究的“立场”上，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资料整理和研究，或许可以做“外部”和“内部”的区分。所谓“外部”（或者“外围”），指的是将外国文学研究作为独立学科，不直接处理外国文学研究、译介与中国当代文学建构的关系；研究者也主要是外文系、所的学者。这方面的成果，包括资料整理，新世纪以来成果丰硕。整体性论述和大部头丛书，我知道的有龚翰熊主编的《西方文学研究》（2005），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2001），陈众议主编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0）》（2011），还有去年刚出版，共8卷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申丹、王邦维总主编）。

——《“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滕威著。
比较起来，杨义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从近代卷到《十七年及“文革”卷》《新时期卷》，就更多关注翻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也就是将文学翻译看作参与中国文学建构的重要组成。撰述者都是现当代文学学者，他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自然不及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却能更多关照中外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层面。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关系密切。文学创新，文学改制、文学秩序确立，与翻译都有直接关系，或者说离不开翻译的推动，离不开“外来”影响产生的“冲击”。另外，一些个案研究成果也给人印象深刻，如滕威关于拉丁美洲文学在当代中国的翻译接受研究，诗歌方面，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对新时期以来外国诗歌翻译与“新诗潮”关系的研究，也有出色的成果。

总体来说，这方面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开展还很不够。目前编纂的当代文学大事记、专题史料集，以及带有某种史料编纂性质的编年史，这方面的表现都相对薄弱。

——1972年，年近60的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12年9月29日—2007年7月30日）拍摄了纪录片《中国》。然而，这部纪录片却引发了一场中意外交事件和在中国持续了一年多的大规模的全国性批判运动。
当代文学中的中外文学关系，在资料整理和研究的范畴和方法上，整体应该和现代文学并无不同，但也有重要的差异，或者特殊性。一是文学和世界政治的关系更加直接、密切，包括二战后两个阵营的冷战，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裂，殖民地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等。另外，由于当代文学具有“国家文学”的性质，外来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潮、观念、艺术方法，而且也体现为制度、文学管理和运动开展方式的层面。这些制度性因素，现代文学时期没有这么突出。还有一点，在当代，中外文学交流的方式、渠道，也呈现更复杂的状态。有正式的、公开的渠道，也有“非正常”的方式。譬如我们熟知的“内部书”“内部刊物”“过境影片”等。有的时候，被作为反面批判的对象，在批判性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效应，也常常出乎设计者的预想。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基于扩大政治影响，我们会邀请一些西方进步、左翼作家艺术家访问中国，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如同20世纪30年代苏联邀请罗曼·罗兰、纪德访问苏联那样。不过效果有时候也出乎意料。例子之一是“文革”期间对安东尼奥尼邀请，和随后对他的的记录片《中国》的大规模批判。

——《《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 佛克马著，季进、聂友军译。
我们都熟知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特别是当代政治/文化关系密切，但这方面资料整理和研究却差强人意。20世纪80年代我读过夏中义先生写的“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论文，印象很深刻，可惜这样的研究不是很多。现在看到的专门研究著作，还是荷兰学者佛克马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它是在大量资料整理基础上的研究。虽然评述的时间范围是1956—1960，对象主要限定在文学理论、文艺政策层面。这本书英文版面世是1965年，将近40年后的2011年才有中译本，放在程光炜主先生主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里。我们作为“当事人”却没能写出有分量的著作。

另外一个问题，是西方、俄国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在当代中国的情形。有一种看法，在当代与社会主义文学发生紧张关系的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其实，以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为中心的西方文学，在当代与社会主义文学关系也相当紧张。它既是可以用来批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旧时代社会制度的资源，但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个性，对颂歌性质的文学的建立也是威胁。当代开展的对现实主义作家的重新阐释，还有对《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批判性讨论，对人道主义的批判，都证明这一点。

—— 1950年11月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华沙召开，有81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大会决定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是F.约里奥 -居里(法)，副主席是P.南尼(意)、A .法捷耶夫(苏)、J.b.贝尔纳(英)、郭沫若（中）等。
当代文学的过程，深深嵌入到世界政治斗争之中，这方面史料整理也大有可做。如20世纪50年代苏共20大，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对一些中国作家发生的冲击。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苏联分裂公开之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学纲领”的批判，是当年中国发生的重要文学事件。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一些国际性政治、文化机构，对当代文学的走向也很重要。比如1950年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这是冷战时期主要为苏联控制的“统战组织”。它当然不仅限于文学范围，涉及工会，妇女，青年，科学、体育，文化，教育，宗教等广泛领域，但在文学领域也有相当影响。中国文学机构和作家通过它组织的大量活动，参与到当时冷战角力的政治斗争中，确立观察世界的方式，并建立了不仅与苏联，而且与西方左翼作家、文化人的广泛联系。这方面产生的效应还需要在资料整理基础上做进一步考察。比如通过“世界文化名人”的年度评定，让一批西方古典作家以名正言顺地在当代中国“落户”，并扩大中国与西方左翼作家（阿拉贡、艾吕雅、毕加索、萨特、波伏娃、聂鲁达等）的联系——而他们的文化/文学观念显然不能完全归入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958年10月，亚非作家会议第一次会议在苏联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什干举行，在科伦坡设立常设事务局，秘书长是森纳雅克。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会议成立于1958年10月，第一次会议在当时苏联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什干举行，在科伦坡设立常设事务局，秘书长是森纳雅克。我写《材料与注释》的“1962大连会议”部分，说当年茅盾曾犯过政治错误，就是他在“世界和平裁军会议”上，支持苏联而排挤亚非作家会议秘书长森纳那亚克。亚非作家会议20世纪60年代又举行多次会议。我印象比较深刻有1961年5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1962年开罗召开的会议。后来由于中苏分裂也发生分裂。在成立之初，它的宗旨是团结亚非洲作家投入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独立运动，并在斗争中产生自己新的文化/文学。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国一些作家的活动、写作，如杨朔、刘白羽、林林的散文，冰心的《樱花雨》，巴金的《来自镰仓的照片》和他写井上靖、中岛健藏的散文，都和他们参加亚非会议活动有关。目前，对这个组织，以及当年开始的建立亚非“新文化”的设想，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关注的学者不是很多，被忘却了，较少被人提起。好像只有关注东亚政治/文学问题的学者，如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等少数学者有资料整理和论文发表。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作者授权海螺全文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本期编辑陶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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