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下编（80-90 年代的文学）

名草无主

十六、文学“新时期”的想象

1、“转折”与文学“新时期”
1976 年 10 月江青等“四人帮”收到拘捕，1977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
这次会议把”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确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提出中共”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
左倾激进的”阶级斗争“式的社会历史革命，为”现实主义“的现代化的发展主题所取代。”文革“被广泛地称作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和”梦魇时代“，知识界和文学界普遍使用”第二次解放“来强调”文革“结束对于民族、个人，对于社会生活、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与社会政治关联密切的文学界，随后也把”文革“后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被看做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另一次重大“转折”。
“新时期文学”的“转折”，表现为文艺激进派主要依靠政治体制”暴力“所开展的”文化革命“，也为政治体制的”暴力“所中断。
”文革“中被损毁、破坏的”当代“文学体制得到修复。在重建的政治、文学体制的主导下，展开一系列否定”文革“，也暧昧不明地处理”十七年“的“历史改写”活动；这些活动当时被称为”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对在”文革“中被批判、攻击的文学观念和作家作品”正名“、”辩诬“，是建构”新时期文学“的最初步骤。
由于文学在”当代“是政党的政治动员和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有力手段，在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转变过程中有重要的的作用，因而，在许多时间里具有突出的身份，收到包括政治领导者和一般民众的重视。
在”新时期文学“的上面，不同作家都放置了乐观的期待；对这一文学形态的建构，也汇聚了他们当时拥有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对于”文革“施行的文化专制与思想禁锢的憎恶，对 50-70 年代形成的政治、文学命题的质疑，对一种”自由创造“的宽容的环境的期盼，是相当一致的关切点。因而，五四的那种”多元共生“和”精神解放“，成为文学界创造”新时期文学“的只是、想象的重要资源。不过，在基本的”共识之中，有关”新时期文学“的含义，和对“文学复兴”的想象，一开始也已经包含可见（或不可见）的分歧。
最主要的分歧与对中国 20 世纪文学的历史记忆相关。对一些人来说，“转折”意味着离弃“文革”的极端化而恢复“十七年”文学的“主流”状况，即坚持毛泽东所开启的“人民文学”（工农兵文学），在矫正激进派的“歪曲”之后的正当性，并继续确立其主导地位。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复活“十七年”中受到压抑的“非主流文学”线索，建立与五四“人的解放”的启蒙文学的关联。
“转折”的最具有影响力的诉求和事件，是表现为强烈地离弃现代中国“左翼”文学、毛泽东的“工农兵文学”的倾向。因而，“新时期”出现的“转折”，与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断裂”一样，主要体现为不同思潮、派别、力量地位的错动和关系的重组。文学界权力版图的变化，相异的文学规划和文学形态的存在，是 80 年代文学界种种争执、冲突的根源。
这种复杂情况表明，50-70 年代确立的，作为一种新的政治事件的“新的人民文学”已失去它的绝对地位，“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开始解体；尽管由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解体”的过程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2、体制的修复和重建
“文革”结束，主流艺术形态发生很大变化，但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包括文化（文学）的权力机构及其组织形式，并未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以及其他文艺家协会，被指责在“十七年”中贯彻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领导者成了“黑线人物”，因此，“文革”中这些机构都处于瘫痪状态，国家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主要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控制。“文革”结束后，“损毁”的文学体制的修复、重建，成为建构“新时期文学”的首要任务。
由于中国作协领导层主要由五四以来的著名作家组成，他们具有“文学官员”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他们在“文革”中的挫折，遭受的迫害，既在“复出”时增加他们的荣耀，也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十七年”的文学观和文学政策有所反思。
在“新时期”，国家和执政党在文艺方针、政策上也作出相应的调整。与“当代”的其他时期一样，文艺的政治功能，文艺的领导、控制与作家“自主性”的关系，是调整的中心点。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等在“当代”通行多年的口号被放弃，代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这个提法，显然是 1962 年周扬等在文艺调整中提出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论题的翻版——在“文革”期间，它尹模糊、取消文艺及其服务对象（工农兵）阶级性，被批判为“全民文艺论”。
80 你那带，文学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位置，成为政治表达和情绪释放的重要载体，而流行文化又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纯”文学拥有大量读者。
在众多的文学期刊中，中国作协主办的，和在北京、上海地区出版的刊物仍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十七年”中形成的中央与地方刊物的等级制已受到挑战而有所削弱。刊物的倾向，与编辑部成员的思想、趣味有明显的关联。有些刊物因此带有某种“同人”性的色彩，甚或有时成为先锋性探索的阵地。这表明 80 年代文学生产体制内部，以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论述”，已从原先的单一到出现一定程度的分散的现象。
3、文学规范制度的调整
"新时期“政治、文学体制对文学生产的控制、规范方式，与50-70年代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是对”越界“的观点、创作的批评、惩戒，另一方面则是对合乎规范的作家作品加以褒奖。在80年代，”政治体制“掀起、支持的否定”文革“、反思”当代“历史的潮流，也存在发展到质疑、动摇”体制“本身合法性的可能。因此，”四项基本原则“的宣布，为思想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的”创新“和”思想解放“划定了限度，规定了禁忌（这些限度、禁忌，自然随着现实语境与国家政策的变化不断调整）。
由于对批判运动普遍存在的厌倦、抵触心理，更由于权力阶层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改变领导、控制的策略，80年代的批判运动，大多控制在一定范围，没有形成如”十七年“那样的规模；有的批判，在当事人做出检讨之后，便有意识做”降温“收缩的处理。
与”十七年“没有制度性的文学评奖不同，”新时期“开始重视奖励制度的设立。这也是”意识形态按照自己的意图，以权威的形式对文学艺术的引导与召唤“，以实现其”文化领导权“的组成部分。
90年代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重要文学奖项，一是1981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另一是90年代设立的鲁迅文学奖。这些奖项的宗旨、规则，评委人选由中国作协确定。出于意识形态功能的考虑，也需要顾及不同文学集团的利益，以及评委构成的某种复杂性，结果总是显示了标准混杂的状况：
或者是得奖者良莠不齐，或者是开列了长串清单而削弱奖项的价值。一些获奖作品缺乏基本的说服力，而一些较优秀之作却被遗漏。因而，对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每届都引发各种非议和争论。不过，获得”国家级“的文学奖项肯定将取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和”象征资本“，尽管其权威性总是收到质疑，也总还为许多人所追慕。
4、80年代的作家构成
”文革“后，许多作家都有一种”解放“感，并普遍认为自己将进入艺术生命的”春天“。
不过，既然社会生活和文学环境以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作家也将做出选择和面临被选择。除了年龄上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基于文学观念和与此相关的创造力导致的分化和更替。因而，也出现了类乎四五十年代之交的作家分化、重组的现象。不同的是，80年代的重组，虽然也借助政治权利机制进行，但更主要是以社会需求、读者选择的方式实现。
80年代作家的”主体“，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在50年代因政治或艺术原因受挫者。他们在80年代被称为”复出作家“。
他们50年代提出、时间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写真实、干预生活、人道主义、题材广大和方法的探索等），正是80年代所要挖掘，用以构建”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财产“；在观念和艺术上，他们似乎不需要更多的“转换”，就能加入到推动“新时期文学”的潮流中去。
80年代作家的另一重要构成，是“知青”的一群。知青在“文革”中，经历了从“革命主力”到“接受再教育”的身份上急遽改变，也经历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较发达的城镇到贫困、落后地区的生活变迁。
“复出”作家进入“新时期”，就意味着回归中心“轨道”，回到“目的地”，并获得“文化英雄”的荣耀身份；而“知青”一群在“新时期”的身份、生活位置，却含糊不明而需要寻求和证明。因而，虽然都写到当代历史的曲折，都参与了对“伤痕文学”等的制作，但作品的结构、情绪，“付出”作家多表现为封闭与完满，而不少“知青”作家的作品，有一种前者缺少的躁动和焦虑。
除了上述的两大“作家群”之外，一些“文革”后已届中年才进入写作活跃期的作家，也是“新时期文学”的不容忽视的力量。
80年代中期以后，“复出”作家和“知青”作家中的一部分，创作活力已明显衰减。与此同时，更年轻的作家开始带来了新的艺术风貌，表现了新锐的探索和革新精神。而所谓“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歌写作也开始浮现。
与五六十年代作家相比，这些作家普遍经受高等教育，生活经验、文化素养、阅读范围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当然，重要的区别可能在于，五六十年代那些收到举荐的作家，是以他们的写作来阐释、印证统一的“总体性”观念，而80年代后起的一些作家，倾向将文学理解为“个体”对人的存在状况，以及人与世界复杂关系的探索。
5、文学译著的出版
“文革”的文化封锁的“开禁”，首先是从被禁锢的革命文艺开始的。接着，中外文学名著的翻译出版业逐渐放开。
70年代末，最初是重印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物——主要是20世纪以前的古典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
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很快形成规模。“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诗苑译林”，“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西方学术文库”，“外国文学研究资料”，“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是有影响的书系。
除了西方学术文化成果的介绍引进以外，在8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重评和出版，对“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发生重要的影响。
十七、80年代文学概况

1、80年代文学过程
1976年底“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并未实现从“文革文学”的转变。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取材和艺术方法，仍是他的沿袭。“文革”模式的明显脱离，是从1979年开始。如发表于1977年11月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和发表于1978年8月的短篇《伤痕》（卢新华）。这些艺术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征象：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启蒙观念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等。
80年代前期，文学界在纷杂的思想文化“发掘”与“输入”的热潮中，寻求反叛“文革”模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文学话语资源。人道主义的启蒙精神、“现代派”文学等，是集中的关注点。
总体而言，这个阶段文学的取材和主题，主要指向社会-政治层面，并大多具有社会-政治干预的性质。文学承担了政治预言与动员任务，扮演触及思想理论和文学“禁区”的先驱者角色，与公众的生活情感建立紧密关系。作家、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这种“文化英雄“身份——后来不再能够重现，它们成为人们怀恋的光荣记忆。在这个时期，不同的政治观念、文学想象，以及权力结构中的利害关系，演化为一系列的论争与冲突。这表现在有关”向前看“与”暴露黑暗“，”朦胧诗“、人道主义与”异化“、”现代派“文学等问题上，也表现在对若干作品的评价上。
大致在80年代中期，文学界革新力量积聚的旨在离开”十七年“的话题范围和协作模式的”革新“能量，开始得到释放，创作、理论批评的创新出现”高潮“。
”寻根“主要着眼与民族文化的探寻，”现代派“倾向于从西方现代文学获取灵感。
在80年代中后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是热门话题。这些命题的提出，既延续了对文学在人的精神领域的独特地位的关切，也表现了对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启蒙精神的某种程度的”离异“。在涉及文学存在的问题上，则有多个方面的含义：对文学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的清理（”干预生活“的启蒙式口号成为疑问）；对文学只关注社会政治层面问题的反省；对文学的”本体“，”形式“问题的重视。
文学批评、研究从侧重”外部规律“（文学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转移到”内部规律“，着重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互相关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
不过，期待之物也带来”苦果“。文学开始失去其在80年代初的显赫地位，失去其与社会，与公众的曾经有关的”蜜月“期。这种情况，被敏锐的作家表述为”失却轰动效应“。这既是社会”转型“，种种的注意力从政治有所转移的表现，也是作家分化，大众文化兴起，”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边缘化必然产生的结果。
2.”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资源
在80年代，从“文革”中走出的人，普遍认同“文革”是“封建主义”的“全面复辟”，实行的是蒙昧主义的“风剑法西斯专制”，是对人性、个体尊严、价值的剥夺和蹂躏。因此，“新时期”存在着如“五四”那样的将人从蒙昧、从“现代迷信”中解放的“启蒙”的历史任务，在思想文化上，“新时期”也因此被看成是另一个“五四”。
这种与“五四”的联接，还根源于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有关“救亡”与“启蒙”的关系的论断，即“五四”开启的启蒙的历史任务，由于民族危机、革命战争的原因，受到“挤压”，始终是未竟之业，“新时期”急迫的任务是要补“五四”的课，“反封建”成为“新时期”的“总任务”。
面对这一历史任务，文学界（知识界）热切寻找新的认知、批判工具，确立新的阐释框架。在80年代，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成为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主要“武器”，是进行现实批判，推动文学观念更新的最主要的“话语资源”。
70年代末到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首先表现在“伤痕文学”的创作，以及针对这些作品的评论文章上。
在“当代”，“新的人民文学”是以阶级论为其基础，意识到人道主义可能构成的销蚀、颠覆的威胁，因此，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都对其保持很高的警惕。许多时候它被列为禁区，一些作品也因为表现资产阶级人性、人道主义受到批判。
争论涉及如何理解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异化”的问题等。这些问题，在60年代初中国文学界人道主义、人性论批判时已经提出；50年代中期以后，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反思斯大林及其制度的时候，人道主义也是批判者运用的主要思想武器。中国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思潮，其批判对象的性质，问题提出和展开的方式，争论的症结，都与前者相似，甚或可以说是上述浪潮的延续或余波。
尽管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由于这种思想武器所发挥的批判力量，由于除旧布新的激情，人道主义及其持有者，在当时的文学界、知识界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在人道主义论争中，“异化”是其中最为敏感，也带来“麻烦”的问题。
1983年初周扬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的引起争议的文章。文章试图清算几十年来中国“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哲学根源，以推动“思想解放”的深化，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异化”的问题。这在当时的国家权力阶层看来，已经越过“思想解放”的界限，文章很快受到激烈批评。
在1983年-1984年间开展的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现象列举的，除了周扬等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外，还包括：“把西方’现代派‘作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创作上“热衷于表现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渲染各种悲观、失望孤独、恐惧的阴暗心理”，“把’表现自我‘当成唯一的和最高的目的”等等现象。
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因为这一批判运动，在1984年告一段落。但随后又在哲学、文艺学上获得“主体论”、“诗化哲学”等表达方式。
人道主义思潮在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前期）的文学创作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它被一些批评家概括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也被看成是“新时期文学”的总主题。
3.文学历史的“重写”
对文学历史的“改写”、“重写”，是文学“转折”实现的条件之一。以新的历史图景取代原有的局主流地位的历史描述，为“新时期文学”提供历史依据，也提供建构“新时期文学”的思想艺术资源。
大规模的历史“重写”在“当代”不止一次，40-50年代之交，以及“文革”期间都曾发生。在5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幅进化、上升的图景：“新文学”存在的重要弱点、局限，由“延安文学”和“当代文学”加以解决；“当代文学”是更高的发展阶段。新文学被描述为无产阶级文学在与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斗争中发生、发展到确立其主导地位的过程。
这一历史描述，在“新时期”收到广泛质疑，文学史研究界开始进行“翻转”式的改写，新的历史图式逐渐浮现：新文学经由“五四”的辉煌和蓬勃生机，而不断下降，到“当代”跌入低估，只是到了“新时期”才得以复兴。“现代文学”远胜于与“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的“当代文学”。
“重写”在“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口号下，以显著或悄然的方式进行。重新建构文学史书写的理论依据和评价标准，是历史“重写”最重要的工作。启蒙主义、现代化成为取代阶级论的标准。由于50-70年代大陆文学史存在的严重偏见和空白，激发了“重写”的极大的能量和激情。
“重写”也发生在鲁迅、茅盾、老舍、曹禺等一些历史地位似乎没有很大变化的作家身上。例如，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当代”的革命、阶级论者的鲁迅，为个人主义的激进启蒙者，甚至为表现个体生命困境的“存在主义者”的鲁迅所取代。
80年代中后期，这一文学历史“重写”活动，得到了具有文学史形态的理论表述而凝聚和加强。这指的是“新文学整体观”、“20世纪中国文学”等命题的提出，和有明确规划意识的“重写文学史”活动的开展。这个期间的“重写”，是以“走向世界文学”、“文学现代化”和“回到文学自身”（“纯文学”）等作为它的目标和尺度；而“世界文学”、文学“现代化”，和文学“自身的特质，认为主要体现在”现代派“文学中。
在”文革“后到1985年间，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及其理论，有大规模的热情译介和论争。当时，”现代派“在一些人眼里，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中国正在开真的”现代化“运动，直接成为支持”现代派“文学的依据。”现代派“在”新时期“之所以受到”急渴“的追慕，形成热潮，原因主要是它经过”新启蒙“文化逻辑的转化，成为当时作家的”反叛“的依据，以”非写实“的方法来对抗当代确立的僵化的现实主义文学成规和语言，并满足了这样的想象：它将提供摆脱中国当代文学”时间上的滞后性，和空间上的边缘性“，以汇入”世界文学“的有效方案。
对”新时期文学“与”现代派“关系的这种理解，也受到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话语“的作家、批评家的质疑和责难，并在1983年的”清楚精神污染“运动中，与”人道主义“、”异化“等一起，列入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名单。
4、文学诸样式概况
诗歌在”新时期“的初始阶段，尤其是”朦胧诗“运动中曾经引人瞩目。
事实上，诗歌在八九十年代，在文学观念、方法的更新、探索，以及在人的生活、精神处境的关注上，常常走在文学其他样式的前面。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诗歌的”边缘“地位。”边缘“不仅指诗在公众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指它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类的关系。
60年代初到”文革“期间，将世界看做是两极分化的观念，在文学写作上体现为”戏剧化“倾向。设计类型化的人物，构造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运用台词式的政治词语——不仅出现在小说、戏剧中，诗歌、散文也留有明显的痕迹。这种形态在”文革“后仍延续一段时间，但也很快受到质疑和摒弃。
从70年代末开始，中篇小说数量猛增，质量也有很大提高。
从形态学的角度来说，长短篇的区别主要在内在结构上，而有所区别的”结构形态“，则与它们处理的素材的规模有重要关系。中篇小说在对现实问题反应的速度，和作品的容量上，是短篇和长篇的”过渡“形态。
戏剧（这里主要指话剧）在”文革“后一段时间，创作和演出都十分活跃。配合时势，表现切近的社会政治问题，发挥论辩和教谕的功能——这一”当代“戏剧的”传统“仍在继续。
在80年代，散文从”戏剧化“模式中解放，摆脱杨朔式的矫情”诗意“，是一个时期散文作家的努力。
在80年代，尽管”文学自觉“曾是激动人心的口号，不过，及时是强调”纯文学“的作家，也摆脱不了时势关切和责任承担。面临着具体境遇中的”历史“提问，使有关”历史“清算和记忆的书写，几乎是80年代有意无意的选择。这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而且是视域和精神意向上的。作家的意识和题材状况，影响了80年代文学的”结构“的和美感的形态。沉重、紧张是一种可以经常在作品中遭遇的基调。
探索、创新的强烈意识，是80年代文学的另一特征。
开放的环境提供的文学比较（与西方现代文学，与本国”五四“到40年代的文学，与当代的台湾文学），使作家产生中国当代文学”滞后“和”边缘“的尖锐感觉。他们普遍期望在不长的时间里，走完他人百年走过的道路，创造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艺术独创性的作品。
不同思想艺术基点和不同层面上的文学探索，表现为多种情形：发掘从前列为”禁区“，或未曾涉略的题材（”阴暗面“，爱情，性，监狱，劳改队，庸常琐碎的日常生活，心理和潜意识）；创造难以用正面、反面的标准划分，在道德判断上暧昧不明地人物；尝试某种美学风格（悲剧，悲喜剧，反讽，”零度情感“）；运用在”当代“也输”禁区“的艺术方法（意识流、开放性结构，多层视点，多种叙述人称，荒诞性描述，纪实与虚构互渗）；偏移、颠覆当代文学”正统“的历史叙述，以”欲望“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历史动力······
接踵而至的频繁新变，即表明由于”文化封闭“积累的有待解决的问题重重叠叠，表明文学界的激情、活力和目标感，也表明因个人和整体面临的压力而过分焦躁。
二十、历史创伤的记忆

1、创伤记忆与历史反思
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对”文革“伤痕的揭发和反思是文学的中心问题。批评界对这一创作潮流，先后使用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改革文学“）的类型概念。这些概念既是对文学事实的概括，同时也推动这些文学潮流的建构。
”伤痕“、”反思“等的概念，在文学形态（题采取向、叙事风格等）的区分上有它们的意义，但是，从总体上说，由于它们都是”文革“亲历者讲述的创伤记忆，或以这种记忆为背景，因此，这些作品也可以统称为有关”文革“的伤痕文学。
1978年8月，上海《文汇报》看法的短篇小说《伤痕》在读者中引起轰动。在此之前，同样产生热烈反响的读片是刘心武的《班主任》。接着，以揭发”文革“造成的肉体、灵魂伤害为主旨的作品大量涌现；”伤痕文学“的称谓，正与这些作品的出现相关。
《伤痕》、《班主任》在当时产生强烈反响，根源于它们表达的对个体生命的关切，揭露”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同时，也根源于它们为“文革”中“沦落”的知识分子“正名”，企图重建他们启蒙者角色和“主体性”地位。表现“伤痕”作品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写知识分子、国家官员收到的迫害，他们的受辱和抗争。一是写“知青”的命运：以高昂的热情和献身的决心投入这场革命，却成为献身目标的”牺牲品“。
“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抑含义的概念。这些揭露性的，具有浓重感伤基调的作品，收到“社会主义文学”必须以写“光明”、以歌颂为主的主张者的批评，认为它们暴露太多，“情调低沉”，“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志“；是”向后看“的”缺德“文艺。
但是，”伤痕文学“在揭露”文革“上产生的效果，不仅得到多数读者，也得到了推动与”文革“决裂的政治、文学权力阶层的认可。”暴露“因为它的”适时“而受到肯定，”伤痕“的写作也很快确立其合法的地位。
暴露”文革“的创作潮流，在经过了感伤书写阶段之后，加强了有关历史责任的探究的成分，并将”文革“的灾难，上溯到”当代“五六十年代的某些重要的历史段落。对这种变化的描述，导致了”反思文学（小说）“概念的普遍使用。
当时的一种说法是，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深化“指的是超越暴露、控诉的情感式宣泄，引入思考、理性分析的成分。但”深化“又可以理解为将对”伤痕“的表达和历史责任的探究，纳入权力机构已经做出清理的有关”当代史“叙述的轨道。
“反思”作品的主题动机和艺术结构，表现了作家这样的认识：“文革”并非突发事件，其思想动机、行为方式、心理基础，已存在与“当代”历史之中，并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民族文化、心理的积习相关。这种历史反思，以对现代化国家的热切追求为基点；这一级店，更为直接地表现在同时出现的“改革文学”中。“反思文学”揭示“文革”对“现代化”的阻滞和压抑，“改革文学”则面对“伤痕”和“废墟”，呼唤城市、乡村的“现代化“目标。
在叙事方式上，这期间反思”文革、表现社会改革的小说，大多可以归入现代中国小说颇为发达的“问题小说”的类型。围绕所提出的问题而展开的“观念型结构”，为许多作品所使用。而且，借助人物、或叙述者，来议论当代社会政治、人生问题也很常见。不过，由于“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增强，对感性体验和人物性格、命运的独立性的尊重，推动他们寻找一种“平衡”，尽力避免陷入当代那种演绎观念的写作套路。
2、三部中篇小说
一般认为，文学对“文革”的批判性反思，施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事实上，文革“中这种反思就已出现。70年代初，一些作家，尤其是当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些写作者，已经开始用诗歌、小说等形式，表达这一境遇中产生的精神困惑。
《公开的情书》
小说由几个”文革“中大学毕业，在山区、农村劳动的青年之间在半年的时间里的43封通信组成。没有完整的情节，也没有通常小说的人物描写和性格刻画。思辨、说理色彩和强烈地感情抒发，是它的构成要素。
这些往来信件所处理的，是已脱离规范的生活轨道，但出于迷惘中的年轻人，对现实处境和生活道路的思考，对所关切的人生、爱情、责任、民族未来的探索。对未明道路的充满浪漫激情的思考、辩论，使这一抒情性作品弥漫这一种紧张、焦躁的情绪。
《波动》
比较起来，《波动》表现了更多地艺术探索的成分。它也没有清晰地时间、情节，由不同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构成多层的独白。和《公开的情书》相似，”诉说“是这个时间写作最重要的动机，但《波动》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描述，情感、观念的表达也更有控制。小说的主要部分，虽也围绕青年人的命运展开，写他们的爱情，他们精神上的扭曲，对”荒谬“所作的抗争，但在展现他们存在的环境上，比《情书》要较为开阔。
《晚霞消失的时候》
借两个出身”对理解及“家庭的中学生李淮平（共产党高级将领后代）和南栅（国民党起义将领楚轩吾的外孙女），在”文革“前夕到”文革“结束的十多年里的四次巧遇，来铺排有管理师、人生、爱情、宗教等问题的讨论。其中，有管理师”含混性“的思考，对理性力量和人控制历史的信心的疑虑，是当时所涉及的问题中最激动人心，而又最具争议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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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部中篇对”文革“现实的批判，主要从精神悲剧的角度展开。它们都设计知识青年人生道路的问题。它们写到原先确立的信仰的溃散，并为他们的”精神叛逆“的合法性辩护。”代际“的问题，以提供与60年代不同答案的方式被讨论。当“成年人”以他们的经验和信仰出来批评这种精神失落和怀疑情绪时，《波动》的回答是，他们的“悲剧生活”是不应该被否定的，更不是上辈人的经历和思考所能包容和取代：那些自以为能洞察一切的“引导者”，其实“即被历史的惰性所击败，又被历史惰性所同化”。
三部小说从思想和精神价值取向上，包容了在80年代思想论证和文学创作中广泛涉及的观念和命题。比如“存在主义”，比如“新启蒙”的精英意识。至于对精神出路的规划，这些作品的指向则有差异。
《情书》所张扬的是超人式的“精英主义”，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先觉者的骄傲。作品中那个被看做是这一圈子的“精神领袖”的人物申明，人们将从“我们的思想”能给他们多少光明“来判断我们的工作价值”。它重视的是积极地思想探索和社会行动。
对于净身出路，《波动》并没有结论和方案。它坚持一种人性的理想，但也质疑、破坏一种把握历史、预言未来的自信；它表达了悲观，同时也试图反抗悲观。
在这三部小说中，《晚霞》的主人公（南栅）相信“善”的价值和人类推广、实现这种价值的能力，支持个体心灵反省已达到人格的提升，批评了“动辄以改革社会为己任，子明可以操纵他人”的“狂妄”。它提出了宗教式的心灵完善，作为拯救和自赎的理想道路。
3、“复出”作家的历史叙述
“新时期”历史记忆书写着的主要成员，实在50年代开始写作并遭遇挫折，有过多年苦难经历的作家。
这些作家的多数，实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确立他们的政治信仰、文学立场的。他们投身革命政治和革命文学，接受了共产社会理想的许诺，愿意以“阶级论”和“集体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也接收文学“服务”于政治和社会行动的文学观。
不过，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阴影”，通过俄国、西欧的古典作品，和“五四”作家的创作，在他们的血液中流动，并在某些实际，成为思想情感中的主导因素。他们“复出”之后，个人的和社会的创伤记忆，很自然地成为这个时期创作取材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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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70年代末“复出”，在八九十年代持续保持创作活力，是一位多产作家。
他的主要作品的基本主题，是知识个体与他所献身的“理想社会”之间无法挣脱的复杂、缠绕关系。小说的主人公一开始都具有独特年代所赋予的理想化信念，并热情参与对“新世界”的创造。但“理想社会”不仅没有能够提供实践信念的条件，反而使献身者受到伤害，陷入精神上的迷误。
他不把历史的责任归于某一或某几个人，也不想以某种将赢得伦理观来裁决人、事。他竭力要从混乱中寻找“秩序”重建的可能，从负有责任者哪里发现可以谅解之处，也会在被冤屈者、受损害者中看到弱点，和需要反省的“劣根性”。
总之，王蒙关心的，是对于心理、情绪、意识，印象的分析和联想是的叙述。者形成了一种流动倾斜的叙述方式：词语上的变化和多样组合，不断展开的变化的句式，对于夸张、机制、幽默才能的展示，等等。在“叙述之流”中，也不乏鲜活的细节和场面的刻画。当然，当叙述者有时过分迷醉于叙述过程所体现的智力和语言运用的优越感时，也会情不自禁失去控制，在“文体”上出现欠缺“厚度”的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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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1979年“复出”重新写作。与他的生活经历相关，他的小说的故事，大多发生于西北地区的乡村。从题材上说，一部分写80年代农村、工厂的经济改革，主要部分则以自己近二十年的“苦难生活”经历为素材；后者在当时文坛影响最大，也被看做是他的代表性作品。
张贤亮在80年代小说艺术上的突出贡献，是细致、“逼真”地展示他在作品中展开的生活情境和人物复杂心理活动；这是另外一些写作近似“题材”的“复出”作家难以企及的。
这些作品，都缠绕着那段苦难生活记忆，成为再也无法挣脱，因而虽有所拓展，担忧不断复制衍生的创作题材的“牢笼”。在“复出”作家中，似乎无法先、融入另外的生活经验的情况，不限于张贤亮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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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声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解约》发表于1954年。1978年开始恢复写作。在80年代初，他的作品以表现当代农民的命运著称。
在这些小说中，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当代农民性格心理的“文化矛盾”的描写。从当代历史发生的挫折与传统文化积习相关的理解出发，作者揭示了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农民的行为、心理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勤劳、兼任中同时存在的逆来顺受和隐忍的惰性，对于执政党和“新社会”的热爱所蕴含的麻木、愚昧的顺从。因为在探索当代农民悲剧命运的根源上，提出了农民自身责任的问题，因此，这些小说被批评家看做是继续了鲁迅有关“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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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1961年在北京任中学教师起，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1977年发表《班主任》，和随后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短篇，提出“文革”在青少年心灵上留下的“内伤”的“后遗症”问题，作品反响很大而声名大噪。
它在文化论证中所表达的观点，和它的写作时间本身，显示了部分在80年代呼唤“救救孩子”，持精英“启蒙”立场的作家在90年代的“市民化”转向。不过，他也为这种“市民化”趋向设限，事实上仍坚持内在的“精英”本位，这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某种“身份”设计：以“精英”文化身份去表现、引领“大众”，又以想象性的“大众”心态来阐释和认同“转型”的现实。
4、“知青小说”的演变
”知青“出身的作家，是80年代文学的重要支柱。他们的创作，在当时获得”知青文学“（或”知青小说“）的命名。
批评界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在涵义上并不一律。较普遍的说法是，第一，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第二，作品的内容，主要有关”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也包括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如返程以后的情况。
与50年代罹难的”复出“作家相似，”知青文学“也常常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不同之处在于，50年代的受难者”文革“后”冤情“得以清洗，他们受难的因由，连同受难的精力，在”新时期“转化为荣耀。而”知青“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生活意义，却是可疑和含混不明的。这是推动”知青“（不限于作家，也不咸鱼以文学为手段）持续不断为一代人的青春立言，证明其价值和合法性的动力。
差别的另一点是，他们似乎没有那种深刻的”少共精神“，没有50年代初那种”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的情感记忆。或者说，这种更多靠灌输获得的精神，在”文革“中已出现裂痕，甚至破碎。
这样，”知青小说“在小说形态上和内在情绪上，并不热衷与以个体的活动来联结重大历史事件，也较少那种自以为洞察历史和人生真谛的圆满和自得。
”知青小说“对于”文革“叙述，一开始就呈现出体验和阐释的多向性。早期的知青小说，更着重于对”文革“悲剧的感伤揭露：青春、信念的被埋葬，心灵受到的扭曲。
有对生活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真诚信仰被愚弄的愤怒，和回首往事的悔恨和悲哀。在越过这种悲剧揭露的方式之后，一部分创作，在视点、情感处理和叙述方法上出现了变化。变化缘于”知青运动“事实上已经结束，也缘于大批”知青“返程后的复杂处境。
此后，”知青“生活的叙述开始分化，评价上的”分裂“也渐趋明显。或者继续坚持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灾难和荒谬的批判，或者面对复杂的历史过程，”剥离“出值得珍惜的因素，以为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献身精神作证。
后来，”知青“对自身经历的回顾（尤其是回忆录），逐渐转化为现实的”成功者“的怀旧，对昔日”辉煌“的构造，历史反思、批判的私彩消褪。
5、几位小说家的创作
韩少功开始是所谓”知青作家“，也是文学”寻根“的主要倡导者。在80年代初反思”文革“的文学潮流中，他的短篇《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超越了控诉、揭露的普遍性形态，以其对历史的复杂性的体验、思考的深入而受到注意。
在这些小说中，生活细节的写实性的描述，预变形、荒诞的方法，哲理性的寓意等，方式不同地结合在一起，展示近乎静态、封闭的湘楚地域的“原始性文化”，和这种文化所哺育的“群体”性格。
讲故事大概不是韩少功之所长，但主要出于对“小说”的功能和形态拓展的考虑，90年代以后，他在小说艺术创新上多有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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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作品不多，但中篇小说《棋王》等是80年代难以忽略的佳作。
它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即从基本的生存活动上表现“芸芸众生”的“文革”生活。“寻根”在阿城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理想的精神，作为人对世俗生活超越的凭借。《棋王》等小说中王一生、肖疙瘩等人物，有执著于心灵自由的追求。其精神境界的内涵，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到家思想的色彩：在乱世中崇尚淡泊；身处俗世，不耻世俗，但又超越世俗，也超越痛苦。
阿城小说重视文学民族传统的继承。采用略带幽默的白描的叙述方式，语言自然、素朴，但不浅俗；重视人物、时间直接呈现，避免情感的过分外露，也抑制叙述人的过分干预。这些，都可以见出对明清白话小说语言和叙事方式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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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初中毕业后，于1969年到陕北沿岸地区农村“插队”。1972年因为双腿瘫痪回到北京。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也超越了肉身痛苦的层面，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
情节、故事趋于淡化，思辨、议论和寓言成分，构成他后来小说的主要因素。有的作品，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叙述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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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80年代的小说，写农村青年男女的浪漫情感。
有批评家认为，张炜的精神世界，既有俄罗斯文学的血脉，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悲悯”。当然，急迫的辩论的文化立场直接进入小说写作，对小说“文体”可能是革新的改造，但也许会带来某种损害：妨碍了作家专注的精神复杂性探索的展开，而有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宣言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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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的小说有散文化的倾向和“浪漫主义”的格调。这指的是作品中不懈的对于理想的坚守和追求，和那种抒情、宣泄的表达方式。
二十一、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一）

1、文学的“寻根”
在80年代中期，“寻根”是重要思想文化潮流，这一潮流因为发生相关的事件，获得标志性的命名，也获得推动的力量。作为一个文学事件，指的是始于1984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的会议提出的命题，以及会议参加者后来对这一命题的阐释。
文学“寻根”的提倡，既得到热烈响应，也受到质疑和批评。批评的主要根据之一，是指责它表现了“复古”倾向，会到相对需要批判性反思的“传统文化”的回归。在文学取材和主题意旨上，则忧虑于可能使创作纷纷潜入僻远、原始、蛮荒的地域和生活形态，而忽略对现实社会人生问题和矛盾的揭示。
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文革”是“前现代”的“封建主义”的“复辟”，因此，以西方为视角重提科学、民主口号，反思“传统”以“走向未来”，是“文革”后主要的社会思潮。
一些作家不仅体验到“文革”等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而且猝不及防地遭遇到“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冲突”所产生的令人困惑的难题，感受到更为广泛、深刻的“文化后果”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以“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寻找民族文化精神的“本原”性（事物的“根”）构成，将能为民族精神的修复，为“现代化”的进程提供可靠的根基。
文学“寻根”的提出，还存在着文学本身的直接动机。“文革”之后，尖锐地意识到当代文学的“贫困”、“落后”，而积极推动文学进入“新时期”的不少作家，认为可以通过间接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来纾解焦虑。
心怀焦虑而又雄心勃勃的年轻作家认为，如果将自己的文学创造，根植于悠久而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以中国人的感受性来改造西方的观念和形式，将有可能产生别开生面的成果。文学“寻根”作为一个事件很快就不再存在，但是它的能量却持久发散。对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文学写作表现领域的转移，审美空间的拓展，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2、“寻根”与小说艺术形态
文学“寻根”的提出，对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但是，这一时期小说艺术形态发生的变化，又不能说都归结为这一事件；一些作家写作出现的类似艺术倾向，也不见得都有十分明确地理论支持。
“寻根”的主张，推动了这个时期已经开始的文学表现领域的转移，出现偏离强烈政治意识形态性，偏离现实批判、政治历史反思的现象。这种情况的表现之一，视小说对于世俗日常生活，对于日常生活相关的风俗、地域文化的浓厚兴趣。
不少作家认识到，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的日常生活，是艺术美感滋生的丰厚突然，并有可能使对个体命运与对社会、对民族历史的深刻表现融为一体。
相对于“伤痕”、“反思”小说，“寻根”倾向的小说在历史、美学观上，不管是整体面貌，还是个别文本，都显得较为复杂、暧昧。对于他们所称的，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规范”的体制化的“传统”，持更多的拒斥、批判的态度；而认为在野史、传说、民歌、偏远地域的民情风俗，以及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中，有更多的文化“精华”——这延续了“新启蒙”的批判立场。
在小说艺术的探索上，一些作家受到诸如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发，把对于生活情景、细节的真实描述，与幻想、象征、寓言的因素糅合，创造一种独特的艺术情境。
汪曾祺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存在“两个传统”，即“唐人传奇和宋人笔记”：前者是“投入当道的‘行卷’”，因为要使“当道者”看得有趣，赏识作者的才华；后者却“无此功利目的”，故清淡自然，自由情志。
孙楷第在谈到唐人传奇时有所贬抑，认为“传奇是史传的别支，是智识阶级士大夫阶级的高贵文学“，”坐在屋里自己说自己的话“，他推重的是明末白话短篇小说，因为它们的作者”化身为艺人，面向大众说话“。
3、风俗乡土小说
当代出现的小说的”农业题材“、”工业题材“等概念，在80年代逐渐被废弃，这表现了小说观念和小说创作发生的重要变化：阶级和政治运动作为社会、文学结构中心的理解的退隐。这种变化自然不是自文学”寻根“提出的时候才发生。对一种更开阔的、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城市发生阶梯、调整、变迁的视镜的写作，评论界相应运用了”市井小说“、”都市小说“、”乡土小说“、”乡情小说“等概念。
与此相关，地域因素在小说中的低位得到重视，并且出现了以地域作为尺度的描述方式（”京味小说“、”津门小说“、”齐鲁文化小说“等）。
在80年代，北京记忆的书写成为一个文学现象。“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纠结在都市日常生活里（心理、行为方式、居所空间、习俗风物等）的独特表现，人对于城市、对于北京文化的体验，成为一批作家自觉关注的对象，并出现了“京味文学”的概念。
由于普遍的存在一种历史激烈错动中对称好似悠久文化标识和精神失落的忧虑，不少作品带有浓厚“挽歌式”怀旧情调。北京地域方言（京白），四合院的空间布局及其生活方式，对“旧时”人物的兴趣，构成这个时期“京味小说”几个基本特征。
邓友梅写北京的这些作品，人物包括皇族后裔、八旗子弟、工匠艺人、梨园票友、落魄文人等广泛阶层。在19世纪末期以来急剧的社会变动中，他们与社会大潮的龃龉、冲突，和经历的社会边缘化的命运，使他们的性格、言谈举止中，蕴含了社会文化变迁的刻痕。这是作家特别关注的重点。
叙述者对于失去生命活力的“帝都”衰败文化的揭发，和对于蕴藏于风俗文物中的文化神韵的着迷，交织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邓友梅小说的经过提炼的京白语言，在当代的“京味小说”中得到普遍称道；在叙述上，能做到从容却不拖沓呆滞。
在80年代的“京味小说”中，陈建功的作品值得注意。它的创作有两个系列，一是以感伤笔调写知青和知识分子遭遇，另一是表现居住于小胡同、大杂院里的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这成为他创作成绩的标志。其中文化景观、生活刻画，社会变迁中的市民心态，得到细致刻画。
冯骥才写“文革”历史和人的悲剧性遭遇，揭示人性的扭曲，不过，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常是处于逆境的人物苦难生活的支撑，构成作品的“底色”。冯骥才创作的另一类型，是他所称的“怪事奇谈”系列小说的创作。
比起表现“文革”的小说来，冯骥才的“津门系列”更受到关注。冯骥才在写作这些“怪事奇谈”的小说时，有重视通俗小说的故事性和传奇色彩的融入，加强娱乐性的传奇因素也是考虑的因素。不过，又并非要创作单纯的“通俗小说”，严肃的思想批判深度也为他所追求。不过，对传统文化的“惰性”和“自我束缚”的反思，却常常难以抗拒地消失在对这些“丑态”和“陋习”的沉迷之中。
陆文夫写于五六十年代的短篇，就已具有独特色彩。作品的故事均发生于苏州的工厂、里巷。
中篇《美食家》是他最知名的作品。姑苏地区精制饮食等文化积淀，当代社会政治的变迁，在朱自治这一人物命运浮沉上聚合、纠结。虽说贯穿政治性主题，但对于苏州饮食等的描述，常逸出这一轨道而成为作品中最多彩的部分。叙述上张弛有序的节奏，富于韵味的幽默语言，也是这部作品的重要特色。
4、几位小说家的创作
在自称或被称的文学群体、流派涌动更迭的80年代，汪曾祺是尾数不很多难以归类的作家之一。
他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写作，表现他最熟悉的、经过他的情感、心智沉淀的记忆。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士绅之家。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时，时任该校教授的沈从文对汪曾祺后来的创作多有影响。这期间所阅读的弗吉尼亚·伍尔夫、阿索林、纪德、普鲁斯等的翻译作品，也在他40年代的创作中留下痕迹。
和“新时期”以后多数小说家不同，他不涉足中长篇，也从未试图建造全景式的巨构。他的短篇，大多取材家乡高邮乡村和市镇的旧日生活，也有的写到昆明（40年代求学之地）、张家口坝上（成为“右派”之后劳动改造之地）、北京（50年代以后的立脚之地）等的各色人等、形状。
对于市井平民、下层读书人僵硬刻板的生活，和他们某些卑琐的心理行为，他不无针砭和嘲讽，却不苛刻且有同情；而更多的是发现乡镇生活的美和健康人性。
汪曾祺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他执意减弱、消除“戏剧化”设计，使叙述呈现如日常生活般的“自然形态”。在“散文化”随意轻便的叙述中，让情志、寄托也自然地融贯其间。文字则简洁、节制、质朴，但也不缺乏幽默和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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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8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的《透明的胡萝卜》，由于感觉、想象力的丰富而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次年，中篇小说《红高粱》的发表，产生很大反响。
故乡高密是莫言很长时间里文学想象的源泉；故事大多以对故乡的记忆为北京展开，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此前少见的乡村天地：狂躁、混杂，充满酒气和血色，有骁勇血性的人物，和无所拘束的激情。
他笔下的图景，来源于童年的记忆，在那片土地上的见闻，更来源于他丰沛、灵动、怪异的感觉、想象。部分作品也写到“当代”生活，但更多时候是将笔伸向“历史”。在充满野性活力土地上有关“先人”生命的奔放，和传奇性经历的叙述中，也隐含了对后代在生存上压抑，人性的扭曲的伤感、迷惘。
莫言的小说，表现了开放自己感觉的那种感性化风格。他的写作，对当代小说过分的观念结构所形成的问题模式，是一次冲击。他采用了一种天马行空、不受拘束的叙述方式。在描述中，心理的流动、跳跃、联想是叙述的角度和驱动力，并有大量的感官意象奔涌而来，而创造一个色彩斑斓的感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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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开始有影响力的作品，是1983年以后陆续发表的，有关陕西商州地区农民生活变迁的小说。小说中，对陕南山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的用心描写，有意识地为人物的活动和心理特征，提供地域文化（民居、器具、仪式、谚谣等）的依据和背景。
80年代中国农村进行的经济改革，农村发生制度、心理、人际关系等的变动，改变了传统社会秩序，导致在价值观和人生方式上的选择和“较量”，也由此引发了乡村中“新的”悲观离合。这是这些小说持续开掘的主题。
二十二、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

1、文学创新与“现代派文学”
60-70年代就已发生，80年代初达到热潮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在80年代的当代文学实践中留下深刻的痕迹。个体心理意识的重视，“意识流”叙事，荒诞、变形、寓言的现代技法，是“影响”的可被辨识的若干元素。
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与“现代派”文学相关的先锋文学探索，集中爆发形成一股潮流。这个期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已经不像80年代初那样呈现“粘着”状态，文学成为政治意图和观念载体的方式，不再获得普遍的赞赏、呼应，意识形态“整合”能力有所减弱。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改变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文学的“边缘化”趋势日益明显。
“第三代诗”、“实验诗歌”、“寻根”、“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等，这些文学变革，以西方20世纪现代文学作为主要参照系，并将之转化为艺术经验的主要来源。对于特定是空的社会政治的“超越”，摆脱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追求“本体意味”的形式和“永恒”的生存命题，成为当时富诱惑力的探索趋向。
1985年，刘索拉的中篇《你别无选择》发表，反响热烈，有批评家称之为“真正的”现代派小说。这一评语，透露了当时文学创新者的期望：中国能诞生像西方那样的“现代派”作品。在这里，人们看到这些小说与《麦田的守望者》、《在路上》、《第二十二条军规》等存在的主题关联；况且这些小说中，也存在类似的艺术方法：荒诞、变形；“形象化的抽象”；“人物几乎没有历史有和过去”；“每一个任务都是主人公因而并没有一个专门的主人公，人物都有一个被夸张了的特征因而你只记住了这个特征”。
它们表达的，与其说是反“现代”的“非理性”精神，不如说是走出“文革”阴影的一代，在“现代化”时间过程中追求人性、自由精神，和主题创造性的“情绪历史”。中国和“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在发生的语境、小说文化内涵和艺术质地的差异，在80年代后期引发有关“伪现代派”的争论。这一争论的启发性之处，不在于做出有关现代派真伪的判断，而是产生这一真伪的知识类型和话语结构；它揭示了西方现代派作为”异己“参照系的存在，形成了80年代文学变革的持续动力。

伟英

没有十八十九吗

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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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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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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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手攀岩

我也是坐沙发的

想找一个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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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歌金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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