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考研名词解释第三弹（魏晋南北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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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学

乐府
根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设有采集各地歌谣和整理、制定乐谱的机构，名叫“乐府”。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机构收集并制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被合称为“乐府双璧”。到了唐代，这些诗歌的乐谱虽然早已失传，但这种形式却相沿下来，成为一种没有严格格律、近于五七言古体诗的诗歌体裁。唐代诗人作乐府诗，有沿用乐府旧题以写时事，以抒发自己情感的，如《塞上曲》、《关山月》等，也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自制新题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如杜甫的《兵车行》、《哀江头》等。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 12 类。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的得名源于曹丕《典论·论文》，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中除孔融外，均依附曹氏政治集团，都是邺下文人集团中的杰出人物。“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以王粲的成就最高，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他的代表作有《登楼赋》。

建安风骨
是对建安文学基本特征的概括，此时的作家主要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应场、刘桢、阮瑀、徐干)、“一蔡”（蔡文姬），他们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抒发了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积极向上的思想情感，呈现出慷慨悲凉、刚健有力的文风，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太康文学
太康是西晋文学的繁荣时期，“太康”为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体”之名，始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此时时局稳定，文人们有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因社会小康，文人多忘乎所以，歌功颂德，故形式主义文风亦日趋严重，追求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创作成就并不太高，文人自觉地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通特色。诗歌的技巧虽更臻精美，但有时过分追求形式，往往失于雕琢，流于拙滞，笔力平弱。代表这种主流派风格的作家，当首推潘岳和陆机。

正始体
正始体是三国曹魏后期的一种文学风貌。因始于正始年间，故称之为正始体。这时期老、庄思想盛行，士大夫崇尚清谈，文学创作也深受其影响。作家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以抒发道家志趣为主，脱离现实，以至开两晋“玄言诗”之先河，世称王何；另一派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上承建安风骨，透露着不满现实的锋芒，世称嵇阮。王、何一派与建安文学传统已经脱节，开两晋玄虚之风。而嵇、阮一派继承建安文学的遗风，表现了时代的特色。他们的诗歌有比较深厚的内容，艺术技巧比较圆熟，成就大大超过前一派。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是最优秀的代表。这两派的综合，就构成正始体的基本面貌。

徐庾体
徐庾体是风靡于南朝萧梁后期的一种文学体式，以庾肩吾、庾信、徐摘、徐陵为代表，主要体裁是骈文和诗歌。徐庾体诗歌主要是指徐庾父子那些描摹女性容貌体态、身姿、服饰，抒写相思怨情，或歌咏风花雪月的自然景物，表现优游闲适的贵族生活，风格清丽婉媚、精致流美的诗作。徐摘是徐庾体的开创者，其诗作表现出新秀轻逸的风格。庾肩吾是徐庾体的第一代诗人，他将诗歌语言由徐搁的浅净明了进一步发展为清练流丽。徐陵是一位转折性的重要诗人，其诗既合前辈徐庾之长，有清雅高逸之风度，又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别具明艳妩媚之气象，预示着徐庾体诗风由追求轻逸清隽向崇尚华丽富艳的转变。庾信是徐庾体诗歌的集大成者，其诗作鲜明地贯穿着求新求艳的精神，表现出富艳与新警的显著特征；他将徐庾体诗歌从格律、修辞等外形层面到气骨、风格等精神层面都发展得相当完善，代表了徐庾体诗歌的最高成就。

竹林七贤
三国魏时期七个著名名士的合称，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常集于山阳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称为“竹林七贤”。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代表作品有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

魏晋风流
魏晋风流是魏晋人士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他们所追求的一种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魏晋风流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那个乱世之下痛苦内心的折射，是在乱世的环境中对汉儒为人准则的一种否定。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魏晋风流表现在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魏晋风流不仅对魏晋两代文学产生影响，也对魏晋以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已经成为一个美好的影像，映在后人的心里，不断激发出文学的灵感。

《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辞》是东晋陶渊明的一篇散文，是作者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归途的情景，回家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来年春天耕种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辞，于逼真的想象中可以看出诗人对自由的向往。文中华彩的段落，跌荡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欲狂的情状呈现于读者面前。对于后人来说，一切的回归，一切的解放，都可以借着这篇文章来抒发，因此，这篇文章也就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梁鼓角横吹曲
“横吹曲”原是在马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因演奏的乐器有鼓有号角，所以叫做“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北方的歌曲陆续传到南方，齐、梁以后也常用于宫中娱乐，并由梁代的乐府机关保留下来，所以叫“梁鼓角横吹曲”。

左思
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文学家。少年曾学书法古琴，皆不成，后来由于父亲的鼓励，乃发愤勤学。泰始八年（272）前后，因其妹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曾任秘书郎。元康年间，左思参与当时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游，并为贾谧讲《汉书》。元康末年，贾谧被诛，左思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后齐王召为记室督，他辞疾不就。太安二年（303），左思移居冀州，数年后病逝。左思曾以《三都赋》名震京师，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却是其《咏史》诗八首。左思的咏史诗，既受前人的影响,又有一定的创新，主要写寒士的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和抗争。左思的《咏史》八首，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这是他对中国诗歌史的独特贡献。

《与山巨源绝交书》
魏晋人嵇康的作品。山巨源，名涛，与嵇康等友好，为“竹林七贤”之一。这封信是嵇康听到山涛在由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侍中郎时，想荐举自己代其原职的消息后写的。信中拒绝了山涛的荐引，指出人的秉性各有所好，申明自己赋性疏懒，不堪礼法约束，不可加以勉强。他强调放任自然，既是对世俗礼法的蔑视，也是他崇尚老、庄消极无为思想的一种反映。全文奋笔直书，说理透辟，文词犀利，字里行间洋溢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兀傲情绪，具有鲜明的个性。

《文章流别论》
文学理论专著，晋挚虞撰。挚虞著有《流别集》，把其中的各种体裁文章的评论集中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断散见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文章流别论》是关于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的专论，论到的文体有颂、赋、诗、契、箴、铭、谋、哀辞、哀策、对问、碑铭等十一种，但也旁及文章的作用和文章的评价。强调文章的人伦与王泽的教化作用；主张诗以“四言为正”、“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等等。但它反对浮夸侈靡的文风，如指出“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犯了“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四过，则是可取的。它对南朝文学理论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玄言诗
指在玄学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一种以阐释玄理和佛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这种屡为人诟病的诗风，大兴于东晋玄学清谈的高潮当中，上踵南渡初际游仙诗的尾闾，下启义熙以还山水诗之端绪，自东晋成帝咸康年间起，风靡了六七十年左右。它一方面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领域，对山水诗的产生也起了积极作用，总体风格呈现出玄言、平淡、缺乏形象性，过于追求理趣而缺乏情趣。代表的诗人，则是许询、孙绰和支遁。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部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是由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世说新语》的主要内容是记录魏晋文人的轶事和言谈，反映了当时文人们的思想精神、人生态度和文化趣昧。它记录了文人名士的种种行为，也有揭露豪门贵族的腐化奢侈生活的。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的史料，价值很高。《世说新语》是笔记小说的先驱，对后世此类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陶谢
“陶谢”是东晋末年、南朝初的诗人陶渊明、谢灵运的并称。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的开拓者，谢灵运是山水诗的开创者。两人都擅长描写自然景物，在田园山水中寄寓自己的生活情趣，所以并称。杜甫有诗“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但谢诗在内容上远远不及陶诗深厚感人，艺术风格上也大异其趣：陶诗以直接抒发思想感情为主，自然景物只作为兴寄的手段；谢诗以直接描绘自然景物为主，思想感情的抒发只作为间接的点缀。陶诗平淡、清新、自然；谢诗富艳精工，期以人工达自然。

颜谢
“颜谢”是南朝时期诗人颜延之、谢灵运的并称。谢灵运是山水诗的开创者，他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颜延之在当时诗坛上的声望也很高，与谢灵运齐名，但其实他的成就远不及谢灵运。钟嵘《诗品》将他列入中品，并说：“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蹶矣。”“尚巧似”是他与谢灵运诗的共同特征，然而比谢灵运更加锤炼雕饰，凝练规整，且喜搬弄典故，堆砌辞藻，而缺乏情致。

《五柳先生传》
《五柳先生传》是东晋末期诗人陶渊明托言为五柳先生写的传记，后人大都认为是他的自传。文章从思想性格、爱好、生活状况等方面塑造了一位独立于世俗之外的隐士形象，赞美了他安贫乐道的精神。文章写作突出之处是作者反复言“不”，正突出了自己与世俗的格格不人，突出了他对高洁志趣和人格的坚持，不仅让读者对他的与众不同而击节叹赏，也使文章笔墨精粹而笔调诙谐，读来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永明体
是在南朝齐永明年间开始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因为这种新诗体是在永明年间开创的，因此称为“永明体”。“永明体”以讲究四声、避免八病、强调辞彩、用典、押韵、对仗为其主要特征，这种声律规则和对偶互相配合，就形成了具有格律的新诗体。“永明体”诗歌是中国古中国古典诗歌由不注重形式到日益注重诗歌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为唐代律诗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代表作家是“竟陵八友”，其中谢朓、沈约和王融三人成就更为突出。

四声八病
南朝时，周颙始著《四声切韵》，提出平、上、去、人四声。四声的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传统音韵学的自然发展、诗赋创作中声调音韵运用的经验积累等，均对四声的发明有促进作用。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与当时佛经翻译中考文审音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此同时，沈约等人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研究诗句是后人所记述的“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八种中声、韵、调的配合，并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即“病犯”，也就是后人所记述的“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八种声病。“四声八病”用于永明体诗歌的创作中，对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求过分苛刻，也带来了一些弊病。

《文选》
南朝梁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著的《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萧统为梁武帝萧衍长子，曾被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号昭明，故后人也为《昭明文选》。《文选》全书共 60 卷，共收录作家 130 家，上起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迄当时，唯不录生人。收录的诗文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三大类。《文选》的选录标准，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不选经子，史书中也只略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论赞。从选录的技术角度和内容分类来说，《文选》也存在缺陷。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比起同类型的其他诗文总集来，其影响远为深广。

宫体诗
南朝梁代在宫廷中所形成的一种诗风。“宫体”之称，始于梁简文帝之时。宫体诗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咏物之作在宫体诗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内容贫乏，单纯咏物而毫无寄托，只讲究词藻与对偶。而描写女性的诗歌中，绝大部分是将目光停留在女性的生活圈内，包括他们的容貌、体态、服饰及器物等方面，这类诗歌共同的艺术特点是注重词藻、对偶与声律。宫体诗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并继承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宫体诗语言的风华流丽、对仗的工稳精巧以及用典隶事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积累，也同样为唐代诗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竟陵八友
南朝竟陵王萧子良招集的文人学士，指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八人。萧衍曾任萧子良司徒西阁祭酒之职，其诗才在当时就已经显露。沈约、谢朓、王融在创制“永明体”和推动新诗风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萧琛朗悟而有才辩。范云诗文兼善,《梁书》本传称他 8 岁能诗。任昉、陆倕则以文笔见称于世。在萧子良的组织下，竟陵八友的活动是相当丰富多彩的，既不限于诗赋，也不限于文学；或组织文士雅集，或组织学术讲论，或组织人员抄撰各类著作，或举行佛事活动。但是，诗歌创作仍然是这个集团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其特点是集体赋诗，有时带有竞赛的意味，场面十分热烈。

诗缘情而绮靡
“诗缘情而绮靡”，是魏晋文论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观点，它的本意是要纠正后人对《毛诗序》中“诗言志”的偏颇诠释，强调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源头和酵母作用。但它一经诞生，就在漫长的中国诗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这比先秦和汉代的“情志”说又前进了一步，更加强调了情的成分。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陆机讲“诗缘情”而不讲“言志”，实际上起到了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义”束缚的巨大作用。陆机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

钟嵘“滋味说”
南朝钟嵘在《诗品序》中始言“滋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钟嵘时代，五言诗正蓬勃兴起，渐渐取代四言诗的地位。与四言相较，五言诗增大了诗歌表现的容量，更利于表达复杂的情感与事物。钟嵘从理论上推崇五言诗，并认为它最有滋味，乃是诗歌发展之必然。滋味因此而成为重要的诗论标准。滋味说的主旨便是使诗歌具有它本应具有的审美感染力。钟嵘从纠正文坛时弊出发，反对用典，声律的过分雕琢，提出自然之美，更进一步提出滋味说，其实质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既是诗歌创作的学说，也是审美的原则，更是品评诗歌的准则。

《北山移文》
《北山移文》是南齐孔稚珪的一篇杰出骈文作品。《北山移文》揭露那些内心热衷于仕宦的文人为谋取高官厚禄，便以入山隐居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和声望，等待朝廷的征召，以便一步登天。文章以山林的口吻讽刺揭露了某些封建士大夫假装清高，实则争名夺利的丑恶灵魂，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刻画人物，通过真假隐士对比来达到讽刺的目的。文章组对工整，词藻华丽，音韵协调，生动流转。全篇基本上是由四字句和六字句相搭配而成，另外也穿插运用了若干三言、七言句，使文章在整齐中又有流动变化。短句结构紧凑，长句舒缓，交互使用，可以表现不同的情景和感情。

《水经注》
《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所著，全书 30 多万字，以《水经》为纲，详细介绍了我国境内一千多条河流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水经注》在我国历史进程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自明清以后许多学者从各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形成了一门广泛的“郦学”。

《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是南北朝时期记载北魏首都洛阳佛寺兴衰的地方志，共五卷，作者是杨街之。此书按照城内和城东、南、西、北的次序，以四十多所名寺院为纲，兼顾所在里巷、方位以至名胜古迹，同时叙述相关事迹。本书虽然以“伽蓝”为主题，但它所记述的具体内容却远远超出伽蓝和与之相关的佛教史素材的范围，涉及北魏时期的许多史事，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方面，史料价值极高。此书的文学价值也很高，采用整饬与散行兼美的文风。全书善于使用整齐的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有四六骈句，同时又发挥散句的长处，节奏感与自由韵律有机结合，形成了典丽而清拔的风格。
北朝乐府民歌
北朝乐府民歌大多是北魏、北齐、北周时期由北方少数民族创作的乐府民歌。大部分保存在宋郭茂情《乐府诗集·橫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中，此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也有一小部分。今存七十首左右。北朝乐府民歌刚劲质朴，少有礼教束缚，多抒写社会离乱、战争惨烈、家庭离析。形式多样，有四言、七言、杂言等，不似南朝民歌形式比较单调。代表作有《木兰诗》，《木兰诗》也是北朝唯一的长篇叙事诗。

诗体赋
诗体赋是齐梁文章新变的成果，是对赋的抒情化或诗化的进一步尝试。如沈约的《愍衰草赋》有一半的篇幅使用五言诗句式，显示出五言诗与赋的有机结合。另外还有一些作家将五言与七言诗句式错杂地用于赋体，如萧悫《春赋》有“二月莺声才欲断，三月春风已复流”之句。其后庾信的同题赋运用得更为娴熟。

吴均体
吴均，南朝梁文学家，他善为文、工写景，尤其以小品书札见称，其“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牧之，谓之‘吴均体’”。由于其辞笔工丽而不拘忌的特点，江南山水的清秀之美得到传神写照。“吴均体”的“古气”，是对齐梁翰藻的一种变化，和对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文学的一种回应。其诗今存 140 余首，多为友人赠答、赠别之作。音韵和谐，风格清丽，语言明畅，用典贴切，无堆砌之词。

骈文
骈文是相对于散文而言，是魏晋以后产生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体文”、“骈俪文”、“骈偶文”，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也称“四六文”、“骈四俪六”。南北朝时期是骈文的全盛时期。骈文的主要特点是讲究对仗，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内容的表达往往受到束缚，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到清代，骈文仍然十分盛行。

志怪小说
志怪，就是记录怪异，主要指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以记述神仙鬼怪为内容的小说，也可包括汉代的同类作品。志怪小说是受当时盛行的神仙方术之说而形成的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形成的。志怪小说的内容很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东方朔的《神异经》等；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等；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的《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对后世唐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志人小说
志人小说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专记人物言行或记载历史人物传闻逸事的一种杂录体小说，又称“清谈小说”、“轶事小说”。志人小说的兴盛与士族文人之间品评人物和崇尚清谈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志人小说今传较少，其内容可以分为三类：笑话，如邯郸淳的《笑林》，对世态有所讽刺；野史，如东晋葛洪伪托刘歆所作《西京杂记》，记叙西汉的人物轶事，带有怪异的色彩；逸闻轶事，这是志人小说的主要部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志人小说的编纂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并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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